主页%『拉菲注册』%主页联合国气候大会步履维艰，穷国喊话让富国掏钱，「碳中和」等众多议程受阻，哪些原因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机制，正面临倒退的风险。 如何平衡能源安全、经济发展与降低碳排放的目标？在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虽然各国之间存在分…

　　他刚参加完COP27，现在正在G20。马克龙在COP27上关于气候代价的问题，明着喊话，张嘴管我们——要钱。

　　：French President Macron urges US, China to pay their fair share on climate

　　这帮欧美领导人，有一个85亿美元的计划，希望各国从煤炭转向绿色能源，说是里程碑式协议，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化石燃料。85亿美元这么点儿钱能管啥用？

　　有意思的是计划的发起人，又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欧盟支持，这几个除了美国都深受能源危机的困扰，现在说让别的国家转换绿色能源？

　　提要求的时候倒是张嘴就来。谜一样的脑回，用既得利益的发达国家那套标准，现在要求奔好日子的发展中国家。言下之意说，我曾经这么做但我现在不了，你不能这么做，你这么做就是破坏环境。

　　而且他们把自己这项“神圣”的计划，视为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蓝图。不得不说，这手伸的够长的。

　　放几张COP27场外美丽的风景线，这帮环保人士在欧美那是相当的活跃，出没于各种博物馆美术馆。

　　碳排放既可以由人为过程产生，又可以由自然过程产生。但是自然产生的二氧化碳相比人为产生的二氧化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人为的碳排放主要就是来自于化石燃料燃烧形成的二氧化碳。过去几十年中，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大致有54%被自然过程所吸收固定，剩下的46%则留存于大气中。

　　如果想要实现所谓的碳中和，就是要使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不再增加，也就是人为产生的二氧化碳不能超过被自然所吸收固定的54%的那一部分。

　　而如果想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而化石能源是工业的基础要素，在2013年，世界上超过40%的电力来源仍然是燃煤的发电厂。

　　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对于发达国家里来说可以逐步实现了，尤其是在2007年已经碳达峰的美国，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会像发展中国家一样会继续大幅度增长。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化石能源的电厂，没有稳定的电能，低端产业都无法有效转移，何谈发展和人民富裕？

　　因此表面上是环境问题的碳排放被西方变成了一个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东西。西方国家已经率先完成工业化，甚至很多国家已经开始了去工业化，此时要求发展中国家跟着他们一起搞碳排放权和碳排放税，其实就等于是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而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达不到要求，西方国家就以碳税的方式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征收高额的进口税，打击其本土制造业。这等于是西方给自己制造了另一个加征关税的借口。

　　而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要以新能源代替化石能源以达到碳排放的要求，就要斥巨资购买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发电系统，且不论这些东西提供的电能是否稳定，单就是设备开支都是天文数字，更何况，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发电系统生产国是——美国！

　　你碳排放不达标我就提关税，你碳排放想要达标就要来买我的产品，这对于美国来说是稳赚不赔的大买卖。

　　所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当时强烈反对欧美所谓的碳排放权概念，因为西方的碳排放权直接损害我们的利益，这也就是丁仲礼院士在2010年发出的那句著名的反问句的原因。所以在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会议最后只达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草案：

　　协议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但并未规定具体各国的减排量，只是要求各国在2010年1月底前向联合国申报减排目标；协议沿用了此前提出的到2020年发达国家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援助的中期目标，但没有规定各个国家的出资份额；协议规定未来三年，发达国家将提供30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其中欧盟出资106亿美元，日本110亿美元，美国36亿美元

　　对于我们来说，碳排放权直接影响我们的发展权，所以我们也要搞新能源，但是1010年左右全世界的光伏产业有90%以上都在美国手中，中国只能勉强算是组装厂。基板、玻璃、组件等全部是进口的。

　　即便如此，从2012年左右开始，美国就一直在用制裁等各种小动作搞中国的光伏产业，毕竟关税在手，天下我有，没有什么是关税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关税翻倍。

　　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光伏产业依然在勉强发展，仍然有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前赴后继的向前冲。到了2013年，中国最大光伏企业尚德电力直接宣告破产，第二光伏企业英利集团资金链断裂，第三光伏企业江西赛维债务违约。

　　于是国家决定出手以电价补贴扶持光伏产业，对于光伏企业卖不出去的面板，国家把它放在沙漠里建成一个又一个光伏电站，国家对光伏行业扶持力度超过了欧美，靠着这些，中国光伏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

　　十年过去了，美国现在依然在制裁中国光伏企业，只是大家不是那么关心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想要购买光伏面板都只能选择厂家而不能选择国家，因为全球前十大光伏企业均来自中国，全球硅片产量的96%为中国制造，全国光伏专利4000多项，是美国的27倍。

　　当然西方也不热衷碳排放了，与其他原因无关，主要原因就是自己没有优势了，更没有利益了，毕竟谁愿意为别人做嫁衣。。。

　　表面上看，阿根廷把经济重心放在第一产业，大力发展农业最符合“绿色环保”吧？

　　从责任方面，穷国如此喊话是合理的。且不说碳排放飙升是工业革命对产物，而富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和最大既得利益者，拥有巨量历史排放吧。即使就当前生活而言，富国的人均排放量也显著高于穷国。如果它只是更高生活水平的自然产物也就算了，关键是很多来源于无意义的浪费，详情可以参见我下面这个回答

　　从动机方面，穷国如此喊话是合理的。设想这么一个场景，咱俩都生活在一座山上，我住茅草屋而你住大理石宫殿，那么咱们两个谁更有动机出钱应对山火和泥石流呢。气候变化同理，除非富国能靠马斯克移民火星，不和穷国人民共用大气，否则气候变化对它们造成的损失一定远远高于后者，这就是瓶瓶罐罐更多的必然

　　从效能方面，穷国如此喊话是合理的。减排这种事业也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对于欧洲这种投资它二十多年的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即使不讨论什么国际主义，不占据所谓的道德制高点，只为自身利益考虑，去穷国投资减排项目，并按照一定比例分成，实际环境和经济收益都很有可能高过用同样的资本在本国精益求精

　　最后，虽然我国论人均已经进入中高收入行列，在能源结构调整和优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也在以坚定的决心淘汰落后产能，促成全球最大碳市场的建立。但我举双手支持我国对自身穷国身份的确认，并希望能长期保持这一身份。希望那些张口闭口拯救世界的西方环境卫道士也能为碳中和目标给我们大把撒钱，手动狗头

　　所有主体都有自身各自的考量和算计，并且也确实都能拿出一堆理由，是以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而前些年磕磕绊绊地在碳中和议题上有所推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努力推动，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愿意为了大局而做出让步，才使得碳中和计划有所推进。

　　而老美本来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大，猛吃猛喝不减肥，还四处打打杀杀，不当人子。

　　俄乌战争导致欧洲能源危机，不得不重新启动煤电。这个脸打得有点狠，也有点无奈。

　　到头来，最用实际行动支持碳中和计划的反而是当年一直被裹挟着碳中和的中国。

　　碳中和计划的推进，必须要富国强国来推动，一方面是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是它们必须担负起更多责任来。

　　就像古代灾年交粮，大户人家就得主动承担起交粮大任，出钱出力，先把窟窿堵上再说。

　　一方面也算是对历史负责（富国的历史排放量高），一方面也是领袖形象的需要。

　　既树立财主大善人的形象，又暗暗地向穷国下了死手（断绝它们的工业化之路，相当于要了穷人的土地）。

　　不曾想，财主家如今也穷了，眼看着也没钱给农民了（以放贷的形式，以田地做质押，最后试图把农民的地搞到手）。

　　这么说吧，人类这种动物作为一个群体，从来都没有高尚到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满足更多人利益的程度。

　　你说过五十年海平面上升人类都得玩完，所以现在大家都别烧化石能源了。谁理你啊。

　　气候之所以能成为各国用来攻讦彼此的武器，核心是因为气候关联到能源问题。而能源则是经济的命脉——人类并不真的在乎雪山顶上的冰融化了一公分，但它是讨论能源额问题时很好的议题。

　　当前，全世界的能源还是以石油为核心的，而石油的结算货币资格则被美元牢牢把持。掌握美元的人，事实上就掌握了能源的价格，并且能够从中不断套利。石油美元，几乎可以说是美元霸权最重要的支柱。

　　整体来说，减碳是一个大家都想往头上戴的大帽子，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真给自己戴——以往的戏码都是美国指责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太大，要中国减；中国则抱怨说我们基数低，人均低，要减你们这些吃牛排住大House的人先减。

　　但现在情况其实开始不一样了。这几年中国拼命发展新能源，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新能源资源，再加上光伏所需的稀土资源大部分都在中国，可以说中国正在尝试开一条以人民币结算的新能源流通渠道。这条路一旦开出来，美元就会有那么点难受——要是继续大力发展新能源搞碳中和，那就中了中国人的计了；要是不搞呢，道理上又说不通。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年突然形势大逆转，无论是美丽中国、绿水青山的口号，还是之前说关就关的产能和对空气质量的高要求（甚至不样烧煤取暖还牵连了很多居民家庭的采暖问题），再到现在中国直接提出的双碳承诺，中国是直接摆出了一副“来啊，互相减碳啊”的状态。而欧美对于中国在碳排放上的问题也不再主攻能源和工业，变成了“中国人吃肉太多”“中国人吃鱼太多”之类的边角指责。

　　说到底就是，现在再大喊碳中和，对欧美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尤其是俄乌战争一打能源紧缺，欧洲的朋友们真的要喊碳中和吗？那要不过冬多买个电热毯，少用点暖气？

　　最蔫坏的就是中国，这次大会跟着喊“富国应该给我们发展中国家发钱让我们减排”。真真的起哄架秧子了。你说就这么个会，能开出什么结果来？美国连巴黎协定都不遵守了，也实在可以引用范大将军一句话：脸都不要了。

　　所谓的碳中和，顾名思义就是碳排放净增加值为零，简单的说我们额外排放了多少碳，就要通过各种减碳技术、植树造林、碳捕捉技术等等实现碳回收，实现数学意义上的“零排放”。

　　2002年，南极洲一块面积为3250平方公里的冰架脱落，并且在35天内融化消失；

　　根据美国宇航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格陵兰岛平均每年要融化掉221立方公里的冰原，是1996年融冰量的两倍。

　　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通过清洁能源、碳捕捉、降低生产耗能、碳税等手段，完全可以做到本国的碳中和乃至负碳。

　　印度还有2亿国民在温饱线附近挣扎，更别说其他小国，他们真的能放弃发展坐以待毙吗？

　　既然富国那么想环保，那就出钱，解决根源问题，穷国从此不用谈发展不就可以了吗？

　　穷国再也不可能靠工业化翻身了，因为他们如果想发展工业品出口积累资本，要面临高额的碳税，以及来自全球的政治压力。

　　这个原因并不复杂，早在1987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给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10岁男童达雷尔的信：

　　因为我们从森林中采伐木材，所以一些英国成年人利用你来羞辱我们，我认为这才是可耻的。

　　对于利用你的成年人的提供的信息，我想说，这不是一个富人赚一百万英镑的问题。每一棵砍伐下来的树，都为至少十个穷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使他们可能供养着十个妻子和三十个孩子。此外，富人还要缴纳40%的所得税。没有这个有钱人，政府不但没有税收，而且没有伐木工业，很多人会失业。此外，富人将他的钱重新投资或简单地花掉。无论是投资还是仅仅花钱，很多人都会受益，否则就会有很多穷人。政府征收的税收也将为穷人提供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

　　木材工业帮助了马来西亚成千上万的穷人。难道他们就活该保持贫穷，仅仅是因为你想研究热带动物吗？难道你的学习比填补穷人的肚子更重要？难道因为要满足你研究动物，马来西亚人就要损失数百万英镑？

　　当英国统治马来西亚时，他们烧毁了数百万英亩的马来西亚森林，以便种植橡胶树。这些木材完全被浪费了，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想要马来西亚的木材。数以百万计的动物因燃烧森林而死亡。马来西亚人从砍伐木材中一无所获。此外，当橡胶被出售时，几乎所有的利润都被带到了英国。你父亲的父亲那一辈英国人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可耻的。

　　如果你不想让我们砍伐我们的森林，让你的父亲告诉像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应该为从我们这里购买的木材支付更多的钱。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木材的砍伐，为我们的人民创造其他就业机会。

　　如果你真的对热带动物感兴趣，我们有巨大的国家公园，在那里任何人都不允许砍伐树木或杀死动物。在任何情况下，当我们在森林里伐木时，我们不会把所有的树都砍掉。只有标记的成熟树木才会被砍伐。我们也在保护森林。

　　我希望你能告诉那些利用你的成年人，要了解所有的事实。他们不应该太傲慢，自以为他们知道如何最好地治理一个国家。我认为他们应该把所有生活在英国乡村的人都赶走，这样来让森林生长，并用让里面生活更多的狼和狗熊，这样你就可以在研究热带动物之前研究你们身边的动物。

　　我坚信，孩子们应该学习所有关于动物的知识并热爱它们。但是成年人不应该教孩子对他们长辈粗鲁无理。

　　马哈蒂尔这份回信，也是站在第三世界穷国的角度，驳斥了西方发达国家以环保为名进行“道德绑架”，却罔顾第三世界穷国的民声，骂得可谓酣畅淋漓！

　　碳中和并不是企业减排的终点，极端地说，就算企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还可以再提出负排放的目标，所以企业的碳减排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终点。

　　碳中和相关目标的设定包括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两种，主要目标分为企业层面碳中和（范围一和范围二）、产品层面碳中和，以及范围三碳中和或者叫供应链碳中和[插图]。其中产品碳中和和供应链碳中和的区别在于：在企业拥有多个产品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个别产品实施碳中和，而其他产品不变，如雀巢的碳中和咖啡。而供应链碳中和是指企业的所有上下游供应链企业都需要碳中和。我在这里并没有将微软提出的历史累计排放碳中和放在里面，这是极端少数的个例，或许整个企业碳中和历史中，只有微软一家提出这种类型的碳中和目标。

　　确定了主要目标后，一般情况下还需要制定一些次要目标，以支撑主要目标的实现。次要目标又分为相对减排和绝对减排两种。相对减排就是指碳强度的减排，一般分为产品碳强度和单位利润碳强度两种。绝对减排一般又分为范围一的减排和用电量的降低，之所以把用电排放拆分开，是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次级目标是很多企业实现碳中和的主要手段，那就是提高清洁电力的比例。而对于范围三的减排，因为涉及的排放属于其他公司，所以一般只是提出减排比列。

　　定了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后，如果这些目标的时间线年才实现的目标，还需要提出一些阶段性目标。比如一个企业如果提出到2050年实现自身碳中和，那么它最好在2030年和2040年提个阶段性目标，例如碳排放下降50%或70%等。所以，科学的碳目标设定出来是一个基于时间和空间的目标矩阵。

　　对于不同的行业，企业在碳目标设定时，侧重点会有所不同。我们很容易想象，如果只考虑企业自身排放的碳中和，同样营收规模的工业企业与金融企业的实现难度可谓天壤之别。前者每年排放可能上千万吨而后者可能只有几千吨。所以，如果只从自身碳中和判定两者在应对气候变暖方面的努力未免显得太不公平。

　　一般情况下，高排放重工企业目标主要集中在降低自身碳排放上。面向终端用户的轻工企业则更多地注重整个供应链减排和碳中和产品的开发。而对于那些本身就不怎么产生碳排放的行业，可能需要结合自身业务特点提出一些对整个社会碳中和有益的业务目标。如互联网行业，可以开发相关的互联网产品引导用户低碳生活，而金融行业，则可以提出单位投资的碳排放/碳减排目标，以引导资金流向更低碳的行业。

　　而全球能源数量，能源质量与效率也成为主要矛盾，同时碳中和对能源文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全球能源分布极不平衡，广大能源缺乏国家普遍存在能源安全问题，碳中和则给本来就不安全的能源问题带来新的挑战。

　　传统观点认为，能源安全是指能源供应在数量上可持续、有保障，且价格保持基本稳定的状态。

　　近年来，环境、气候变化等问题日渐凸显，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共识，以供应安全为目标的传统能源安全观正逐步向以低碳、清洁、可持续为目标的新能源安全观转变。

　　能源安全的现实环境正在发生变化，这将对未来世界能源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全球低碳化转型浪潮中，世界可能出现中短期油气不足的局面，国际油气合作将新增困难和压力，新的世界能源格局将在主要国家的博弈中逐渐形成。

　　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以及智能电网、储能等关键领域技术的不断突破，风能、太阳能等非化石能源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以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为基础的新能源体系将会形成。

　　新的能源体系将改变世界能源格局，世界能源安全形势不再仅取决于甚至不取决于对油气资源的控制能力，将极大突破地力因素，更多取决于利用新能源的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特别是在向低碳能源体系转型的大趋势下，能源安全不再仅强调能源的供给，更强调对关键能源技术的掌握。

　　这可以看做是欧洲继续衰退并逐渐丧失国际话语权的过程；现在这个时代，真正在搞环保的，还真是咱们中国人。

　　环保这东西肯定是好的。经济学上一直有个外部性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的好处和经济发展的代价往往不是一波人，这就是市场经济“谁享有、谁创造、谁受益”基本原则不匹配，这里面最大的外部性就是环保问题。

　　咱们国家过去三十年经济大幅增长，估计身边都有不少类似的案例，经济发展、GDP增加、老板赚钱的代价是环境污染。比如我就知道一个极端的，贵州某地产金矿，但炼金需要氰化物，这东西剧毒，最大的成本不在炼金，而在后期的毒性中和。当年不规范，就有不少能人，利用当地环保检测的不严格，直接偷排。老板钱是没少赚，过个一两年公司一注销，留给当地的那是寸草不生、断子绝孙。

　　资本和人的贪婪都是一模一样的，不因为国籍和种族而有什么不同，所以在GDP增长的同时，给经济赋予一个外部性指标，比如环保指标，在道理上是很有必要的。这种设计能够从根本上衡量经济发展的代价，相对而言是科学的。因此，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在道理上就没有反对环保的。

　　而环保议题一直以来是欧洲主导的，是代表欧洲文明对人类未来的思考，可以看做是欧洲政治精英影响世界格局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过去的二十年，这种手段非常有效。可以看到在国际传统政治、军事上，欧洲对美国可以说是处处在下风，牵着鼻子走；而在环保领域，欧洲人每次都用充分利用环保的道德大棒，狠狠的打美国的耳光。

　　一方面，随着移动换联网时代的到来，美国互联网/英语网媒的势力前所未有的强大，现在除了中文互联网外，其他地区80%的网络内容是英语的，主要管道是美国互联网/英语网媒。欧洲在当今时代下， 已经丧失了对普通人的话语权、宣传权。没有能力形成遍布西方的政治舆论和道德高低。在美国的互联网媒体下，欧洲的环保运动逐渐超出了欧洲政客们的控制，变得千奇百怪，甚至开始极端化。瑞典的环保少女，不也得到美国去宣传，最后成为世界的笑料之一。欧洲政客已经丧失了自下而上的鼓动西方世界的环保议题，进而影响世界格局的工具。这个时候，环保问题就得拿出实际行为了，光动嘴那肯定不行了。

　　另一方面，欧盟受限于财力，在环保问题上一直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比如联合国下面一系列的环保组织，20年前对于世界各地环保的提案/试验，通过审核的差不多可以到10万美元的支持，好一点给20万美元；当年还是挺多的，还是能做一点事的。20年过去了，还是这个价，20年不涨。20年前欧盟可以通过各类环保组织，在各个国家开展各种环保试点，形成舆论之后撬动国际环保议题。现在这个价格也就是够写点PPT、做个方案；还不够各种NGO中间的润笔费呢。

　　欧洲的钱跟不上环保的脚步了，这个时候有能力推动环保工作的， 变成了各国政府。那环保议题就脱离了自下而上的影响，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议题。那欧洲本身就没钱，又希望控制这个议题，就只有找人来埋单，最好是发展中国家按照欧洲的方案，自己埋单；搞不好欧洲还有的赚；这是当年丁仲礼院士著名访谈的背景。

　　现在差不多十年又过去了，欧洲的影响力继续衰弱，钱也不愿意花，那环保议题自然就成了裹脚布，久拖无决。现在有能力推动环保议题的其实就只有中国。美国是有能力但不愿意；欧洲也有能力，但不愿意花钱；发展中国家愿意但没能力。现在全世界有能力做环保工作，且有意愿并在在做环保工作的国家，有且只有中国。

　　但中国接过这个议题还不成熟，一是欧洲的政治命根子之一，他们自己还没放弃；再一个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影响力还不够。而且国际形势现在有发证巨变的可能性，环保议题只有在和平竞争的情况下才有价值。

　　那么在中国接手之前，环保问题是欧洲没能力搞了；其他国家也没能力搞。就只有这样子喽。

　　限制碳排放，其实美国比中国反对得多（当然这不影响美国恶意指责中国减排不利）。毕竟美国总排放量比中国少不了多少，人均远超中国。

　　欧洲才是碳排放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当初自恃技术先进，想靠环保大义打压中美俄。如今新能源产业拼不过中国，如今自己能源安全都出问题了，终归是搬石砸脚了。

　　掏钱可以，象征性的掏，主动的掏，但只掏RMB，并且开放RMB投资领域，既然掏钱了我得看看钱花哪里，没毛病吧，银行进去按时给你发钱，没毛病吧？

　　疫情导致原本就脆弱的经济更加迟滞不前。以前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穷国还可以吃富国吃剩下的汤过活，但现在富国不仅不给你喝汤，连骨头渣子都不肯让出来。富国之间更是互相扣押物资，赖账不还。

　　就这样的经济，还怎么搞环保。不能为了环保而环保，环保是为了让人类更好地生活。

　　（1）《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4 年 3 月 21 日生效，旨在防止“危险的”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干扰，公约已获得 198个国家批准，缔约国几乎全球普及。

　　（2）《巴黎协定》，2015年由195个国家的代表达成一致，旨在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以内，同时寻求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1.5℃以内的措施。也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延伸。

　　然而，仅仅2年后，全球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在2017年6月，由时任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停止履行奥巴马政府于2025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26%至28%的承诺，并停止向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提供捐助。

　　美国也成为迄今为止唯一退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美国人玩不起了，原因无他，价格太贵了，玩不起了，美国人不愿意出钱，也不愿意减排。

　　2020年12月12日，在《巴黎协定》通过五周年的时候，再次召开“峰会” ，呼吁各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旨在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5％、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气候保护，在欧美的政治圈中，是名誉，也是政治正确的典范，美国人自己踢场子，效益是短期的，没办法，特朗普这一脚把美国人的面子踢得粉碎。

　　为了弥补，拜登上台后，在就任首日签署17项行政命令，就包括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总算是将掉在地上的面子捡起来一些。不过呢，还是不太愿意花钱。

　　（2） 在围绕气候变化的缓解、适应、资金以及重要的损失和损害问题方面开始取得进展。

　　这也是最困难的，无论是生产、交通、军事，还是日常生活、居民消费，石油能源都是绕不开的。

　　那么如何量化？最好的方式可能还是交给市场，建立碳交易系统来为碳定价，以排放量付钱，然后再资金投入到气候保护中。

　　随着《巴黎协定》的全面实施，碳中和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宣布碳中和目标，采取更严格的减排措施，国际碳中和行动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但各经济体之间尚存在较大政策和认知鸿沟，碳中和行动的不对称和不平衡性依然突出，各国内部也面临政治经济及技术等诸多挑战。部分国家过于激进的减排目标和气候问题政治化倾向，引发了国际能源价格飙升、绿色贸易保护主义及地缘竞争加剧等一系列冲击。为顺利推进全球低碳转型，恰当的减排战略和节奏不可或缺，各国需把握好发展、安全及环保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以建设者的姿态深化国际低碳合作，积极缩小全球碳中和鸿沟。

　　碳中和概念问世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最初主要是指个体及组织通过购买碳汇、植树造林等方式实现个体行为及组织活动的“净零碳排放”。目前国际社会热议的、在全球及国家层面提出的碳中和目标，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密切相关，直接源起于2015年的《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相关报告。2020年，欧盟、中国、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先后宣布碳中和目标，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掀起国际碳中和行动高潮。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召开前后，俄罗斯、印度、沙特等又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参与国际碳中和行动的队伍进一步壮大。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把碳中和作为扩大国际政治影响、提高经济竞争力、实现绿色复苏等的重要抓手，全球已有140多个经济体提出了程度不等的碳中和目标。与此同时，“气候雄心”“零碳竞赛”等国际联盟、团体及诸多国际知名企业也积极响应。从长远看，国际碳中和行动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将成为国际气候行动的重要内容，对全球气候治理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但部分国家减排政策的激进化和气候问题政治化倾向等，也引发了国际能源价格飙升、电力短缺等能源安全冲击问题，加剧了相关国家间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竞争，使许多国家和群体陷入“碳中和焦虑”，并进一步增加了全球碳中和愿景的不确定性。

　　碳中和概念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最早由环保人士倡导，问世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后获得越来越多民众支持，由一个前卫概念发展成大众概念。一些明星、企业纷纷打出碳中和旗号，许多国际会议和体育赛事组织者也给会议或赛事定下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通过购买碳汇等方式实现个体行为及组织活动的绿色环保，社会上也出现了经营碳中和项目的公司。2013年7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提出了航空业碳中和方案。早期碳中和运动基本局限于民间和企业层面，虽然也遭到一些20《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2期质疑和反对，但总体上唤起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和碳减排的重视。

　　国家层面的碳中和目标，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密切相关。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际社会先后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京都议定书》（1997年）和《巴黎协定》（2015年）三个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国际法律文件，奠定了国际社会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法律基础、基本框架和路线年的《巴黎协定》和IPCC相关报告直接催生了全球及国家层面的碳中和目标。2015年12月，各国在《巴黎协定》中承诺，在本世纪末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较工业化前不超过2°C之内，并争取控制在1.5°C之内。IPCC1.5°C特别报告指出，要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温升控制在2°C和1.5°C的目标，分别要求全球在2070年左右和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2017年12月，29个国家在“同一个地球”峰会上签署了《碳中和联盟声明》，作出了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碳排放的承诺。2019年9月，66个国家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承诺碳中和目标并组成“气候雄心联盟”。

　　根据《巴黎协定》，2020年是提交“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LTS）的关键时间点，提交净零排放目标的期限年，《巴黎协定》鼓励各缔约方在2020年底前提交。从2016年11月起，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向联合国提交了“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并在其中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如欧盟委员会提出到2050年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碳中和。2020年9月22日，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宣布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日本和韩国等也相继宣布各自的碳中和目标。2021年是《巴黎协定》全面实施之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召开前后，又有不少国家提出碳中和及新的减排目标。

　　《巴黎协定》签订后，“争1.5保2”的温控目标成为各国际组织的工作要点和世界多数经济体的减排方向。迄今，全球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不同程度的碳中和目标。经过多年的努力，碳中和从一个流行概念变为现实，从个人环保行为演变为集体或机构的减排行动，进而发展成国家层面和全球范围的国际碳中和行动。各类经济体的减排立场和态度均较前更为积极，部分“落后”国家的立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企业及民众层面对碳中和的认知也显著增强。虽然各国的减排承诺与人们的预期仍有不小的距离，全球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仍面临诸多挑战，但总体上全球碳减排持续推进，国际碳中和行动队伍和影响不断扩大。

　　一是欧盟继续处于领跑地位。欧洲国家是碳中和行动的主要推动者，一直以来都是低碳发展的先行者，“碳达峰”“碳中和”等概念也都起源于欧洲，《巴黎协定》也由欧洲最先发起。2018年11月28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气候中立战略愿景文件，提议到2050年推动欧洲实现气候中立。2019年11月，北欧国家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等五国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签署的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表示，将合力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力度，争取比世界其他国家更快实现碳中和。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公布“绿色协议”，提出要努力实现欧盟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2020年3月，欧盟向联合国提交长期战略，进一步确认建立“碳中和大陆”的宏伟目标。在成员国层面，英、法、德等相继出台具法律效力的碳中和目标及战略。

　　二是美国气候立场发生积极变化。2017年6月1日，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将全球气候治理拖入低潮。不过在州层面，2018年9月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签署了碳中和令，该州还通过一项宣布2045年前实现电力100%可再生的法律。拜登上台后，着力扭转特朗普时期消极的气候政策，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推进气候能源立法，积极推动多边气候外交。在2021年4月22日华盛顿气候峰会上，拜登总统宣布2030年比2005年水平降低50%至52%的新减排目标，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承诺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拜登的新目标虽然低于国际社会对美国的预期，但与特朗普立场相比仍有重大进步。

　　三是亚洲国家减排态度渐趋积极。石油危机后，日本为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度推行能源多样化政策，导致煤炭、天燃气等使用稳步增加，特别福岛核事故后对化石能源需求急剧增长，使日本政府减排立场较为消极。日本将2013年排放峰值用于减排基准年，远晚于大多数国家的1990年或2005年。安倍晋三在任期间，多次顶住国际社会要求提高2030年目标的压力。菅义伟上台后，开始强调采取气候行动的必要性。2020年9月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宣布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随后，日本和韩国也相继宣布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2021年4月22日，菅义伟出席了华盛顿气候峰会，表示将强化2030年减排目标，将此前目标中在2013年基础上削减26%提高到46%。

　　四是部分“落后”经济体立场发生巨变。在2021年11月COP26召开前，中东国家抢先在减排领域采取系列动作。10月7日，阿联酋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随后沙特主办“中东绿色倡议峰会”，王储小萨勒曼承诺沙特将在206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巴林紧跟沙特，同样承诺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土耳其议会在10月6日全票批准《巴黎协定》，成为最后一个批准协定的G20国家。随后，一向被认为不甚积极的俄罗斯和印度等的立场也发生较大变化。10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争取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在COP26召开期间，印度总理莫迪出人预料地提出到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

　　五是多数国际组织支持碳中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等多数全球各大领域主要组织或机制对碳中和持积极立场。世界银行表态支持《巴黎协定》和2050年长期战略目标，希望通过发展融资、气候融资等方式，采用各种金融工具改善清洁项目的发展环境，降低新技术应用的资金风险，扩大清洁能源市场。为此，世界银行设计了有关国别计划、技术援助、贷款产品专门项目，帮助各国规划和实现长期脱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气候变化将对各国经济产生明显影响，应该通过政策工具来帮助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总干事奥尔基耶娃在一次研讨会中表示，碳定价和绿色融资是重要的政策工具，要重视对碳税等工具的应用。

　　六是众多国际知名企业积极响应。除苹果、亚马逊、杜邦等国际知名企业外，道达尔、BP、壳牌等国际石油公司也纷纷制定碳中和目标。为配合欧盟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BP、壳牌、道达尔、挪威石油等国际石油公司都通过更名、扩大新能源业务等方式加速向综合能源公司转型，并相继提出2050年碳中和或净零排放目标。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也提出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2020年1月，丹麦能源公司Orsted将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计划提前至2025年。道达尔等企业还推出“碳中和油气”概念，表示要通过各种低碳行为抵消油气开采利用过程中的碳排放。

　　从碳排放的视角看，发达经济体多已实现了碳达峰，其中很多欧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就已经实现，美国和日本也分别在2007、2010年前后实现了碳达峰。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199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国家有19个，2000年增至33个，2010年49个，2020年达53个，占全球排放量的40%。《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统计认为，在包含LULUCF（LandUse,Land-UseChangeandForestry，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情况下，碳达峰国家共计46个，在不包含LULUCF情况下，碳达峰国家共计44个。碳达峰是实现碳中和的必要前提，多数实现碳排放达峰的发达国家明确了碳中和的时间表。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从意愿还是行动能力上，都是当今世界上推进碳减排最为积极的一个群体，但内部不同群体与国别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欧洲减排力度大且政策约束力较强。相对于许多经济体提出的碳中和目标，欧盟使用的是更高标准的气候中立概念。相对而言，欧盟气候目标的法律约束力更强。2020年3月4日，欧委会公布了作为《欧洲绿色协议》法律支撑框架的《欧洲气候法》，将欧盟中长期减排目标订立为欧盟法律。12月，欧洲理事会批准《欧洲气候法》的一般立法程序。2021年5月10日，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投票通过了《欧洲气候法》草案。英国则是最早推进碳中和立法的国家。早在2008年，英国就正式颁布《气候变化法》，成为世界上首个以法律形式明确中长期减排目标的国家。2019年6月，英国新修订的《气候变化法案》生效，正式确立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英国成为全球首个立法确立碳中和目标的主要经济体。

　　尽管遭遇能源荒，未来欧洲相对积极的立场仍将持续。一是“阵痛”中推进退煤议程。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数十国加入“助力淘汰煤炭联盟”，承诺逐步淘汰煤炭，特别是煤炭大国波兰的态度转变将极大强化欧盟能源转型集体行动。二是与美共推甲烷减排。美欧在2021年9月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论坛上共同宣布了一项全球甲烷减排承诺，并积极推动其他经济体加入。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美欧继续积极推动该议程，100余国加入。三是加速绿色复苏。欧洲极为重视通过气候行动创造就业机会，引领经济社会全领域的绿色变革。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欧盟与美国牵头启动《格拉斯哥突破议程》，承诺十年内加快开发部署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清洁技术和可持续解决方案。欧盟推出“全球门户”计划，拟在2027年前在全球范围内投资3000亿欧元用于基础设施、气候、能源等项目。

　　（二）美国政策转向积极但连续性差。综合来看，拜登政府气候政策包含三个阶段性目标和四个重要支柱。三个阶段目标分别是2030年比2005年碳排放减少50%～52%、2035年实现100%清洁电力、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四个重要支柱包括：一是《美国国家气候报告》，详述2030实现国家自主贡献做法，推动2030年比2005年的碳排放减少50％～52%，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所需的技术和基础设施；二是《美国实现2050年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阐述实现当前三个阶段和长期2050目标的路径和全球行动雄心；三是《美国国家沟通和两年度报告》，详述当前美国气候政策的信息和措施，以及在所有领域采取的行动；四是《美国适应性信息报告》，确定美国内外加速适应性和建立气候复原力的优先事项，详述如何采取应对气候影响和改变气候脆弱性方面的进展和经验教训。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发生了颠覆性调整。但美国气候政策缺乏连贯性，每隔4～8年新政府就会提出自己的能源优先事项，选举周期变化使许多项目很难取得真正进展。共和党与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关系密切，其气候政策相对保守，正是在共和党执政期间，美国气候政策出现了数次倒退，如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而相对而言则是清洁能源和环境等产业利益集团的代表，气候政策更为积极。签订《京都议定书》、实施绿色新政、重返《巴黎协定》的分别是克林顿、奥巴马和拜登等领导的政府。目前，拜登政府积极的气候外交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霍特曼认为，拜登政府的努力正在让美国再次成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领导者。但拜登减排雄心和相关立法进程不断遭遇国内各种政治阻力，特别是不排除特朗普2024年再次角逐总统大选，增加了美国气候政策的未来不确定性。在国际层面，美国的盟友也因担忧三年后美政府气候政策再次逆转而行动谨慎。

　　（三）日韩气候政策具有较强的跟随性。2020年日韩相继宣布碳中和目标，反映了两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与欧美外交关系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气候政策与国际战略密切挂钩。

　　日本主要突出战略考量。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采取保守甚至后退的立场，直到《巴黎协定》生效后才批准该协定。2020年9月，菅义伟执政后，日本在应对气候变化立场再次发生改变，宣布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调高2030年减排目标。2021年10月，新任首相岸田文雄明确表示将继承菅义伟的减排承诺。从根本上说，此次日本气候立场的转变主要是为了呼应美国的政策转向。日本在国际议题上往往倾向于看美国脸色行事，此前一段时间应对气候变化不积极也与美国政府的消极态度密切相关。在拜登参选美国总统并有望获胜后，日本意识到美国回归《巴黎协定》指日可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很可能将要动真格，再加上世界多国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菅义伟本人表示“切实感受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世界潮流发生了巨变”。2020年10月，菅义伟执政后不久便在其首次施政演说中宣布了碳中和目标，他的一名亲信曾心有余悸地称“幸好在拜登当选前表了态”。

　　韩国紧跟欧美议程。2020年10月28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国会施政演说中首次提出争取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12月正式发表《韩国碳中和宣言》，并以2017年碳排量为基准制定《实现可持续低碳社会的2050碳中和战略》，修订《2030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全面推进经济能源结构与社会转型。2021年11月18日，韩国碳中和委员会审议通过了《2050碳中和方案终案》。紧跟国际气候变化议程、追求与全球同步是当前韩国气候政策的主调。韩国制定“2050碳中和战略”，一方面意在应对美欧压力，维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希望衔接欧美经贸规则，增加国际竞争力。而且韩国有意申办COP28，也须发挥国际引领作用。不过，迄今韩国还不能明确已经碳达峰，2017年碳排量为7.09亿吨，2018年增至7.29亿吨，2019年才开始降为7.03亿吨。在新冠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双重冲击下，经营困难的韩国企业对减排更加谨慎，民众不希望因为减排而影响生活品质。文在寅政府将于2022年5月下台，恐无力继续推进2050碳中和战略，此前李明博政府“绿色增长”战略就在其下台后不了了之。在国际上，韩国气候政策往往随美欧起舞，未来一旦美欧“碳中和战略”开始“放水”，韩国也将萧规曹随。

　　众多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是目前全球新增排放的主体，多处于碳排放爬坡阶段。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趋势下，这些经济体希望加快能源和经济结构转型，创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减缓气候变化的冲击，总体上对碳中和持支持态度。不过，这些国家在对气候变化认知、能源结构、技术水平和资金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经济增长与排放挂钩、平衡减排与增长等巨大困难。面对国际碳中和大潮，这些国家立场趋于分化。虽然出于政治考虑或迫于国际压力，一些经济体也提出了较为积极的碳中和目标，但国内低碳发展水平差强人意，目标的实现困难重重。

　　（一）印度政策目标与现实间落差较大。印度作为农业大国较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在180个国家的气候变化风险脆弱性排名中居第20位，到2040年，贫困率将因为气候变化将增加3.5%，到2100年印度将损失GDP的3％～10%。但印度面临能源需求增长与减排的巨大矛盾。国际能源署（IEA）预计未来20年印度能源需求增长将占全球能源需求增长总量的25%，是增幅最大的国家。总体上，印度认为碳中和目标政治意义大于实际作用，迟迟不愿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国内对减排争议较大，主流声音认为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为经济发展留出碳排放空间，需要国际社会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帮助。印度总理莫迪在COP26期间提出到207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国际压力。《印度斯坦时报》文章称，印度的净零排放只是空洞无力的诺言，支持一个严格的净零排放承诺是否正确还不清楚，实现碳中和承诺只是服务于印度的外交需要，而对改善印温室气体排放贡献甚微。

　　未来，印度低碳转型将受到对化石能源依赖严重、清洁能源发展不力、财政实力不足等诸多因素制约，实现碳中和目标难度巨大。一是政策目标设计与实际落实差距较大。环境监管机构长期存在运转资金不足、监管权力受限等问题，各级政府部门无法有效地将各项减排政策落实到位。二是能源需求增长与减排目标冲突。印煤炭发电约占总发电量70%，到2040年，印度能源消耗翻番，其中石油需求增长74%，煤炭需求增长31%。三是能源转型过快动摇现有利益格局。能源转型触及地方政府、国企、工人等多群体利益。恰尔肯德邦、奥利萨邦和中央邦等将煤炭作为重要收入来源，大幅压减煤炭开采必将引起反弹。煤炭行业总就业（含间接就业）达400万人，约1000～1500万人从辅助就业及煤矿附近社会项目受益，庞大的“煤炭选票”令任何政党都无法忽视。四是资金、技术短板严重。要实现2030年前的相关承诺，印度需要投资2.5万亿美元，但近年来经济疲软，疫情更是拖累财政收入，政府财赤严重。

　　（二）东南亚国家努力平衡增长与减排。东南亚国家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活动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农业、林业和自然资源行业是部分国家的支柱行业，且国内极端贫困水平仍然很高，非常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全球最易受到海平面上升一米影响的25个城市中，有19个位于该地区，仅菲律宾就有7个，印尼将成为该地区受沿海洪灾影响最大的国家，到2100年预计每年约有590万人受到影响。但与此同时，东盟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直接挂钩，重视气候变化将影响经济增长。如在印尼，减排同经济增长的矛盾十分突出。近年来其煤炭生产和消费高速增长，2016～2020年间年均煤产量达5.31亿吨，预计到2050年达到4.2亿吨，占能源消费的45%。印尼一方面提出碳中和目标，“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不会以牺牲经济为前提追求更为激进的气候目标。2020年9月，印尼议会通过了颇受争议的《新矿业法》，进一步鼓励矿企在不受环境或社会保障措施约束的情况下开采更多煤炭。

　　（三）拉美国家立场相对积极但成效存疑。拉美在减排方面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多数国家把碳减排视为重要经济发展机遇，近年来许多国家都提交了本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智利等拉美主要国家均提出了碳中和目标，部分国家提出了碳达峰时间表。墨西哥提出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在2017年排放基础上减少22%，2026年实现碳达峰。乌拉圭提出2030年实现碳中和。委内瑞拉提出到2030年其排放量将减少20%。危地马拉提出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2.6%。智利提出到2025年实现碳达峰。2020年底，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将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由2016年提出的不超过4.83亿吨更新为不超过3.59亿吨。在2021年4月美国气候峰会上，巴西承诺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比之前承诺的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提前了10年。

　　不过，拉美各国碳中和行动面临的挑战仍不可小觑。一是各国立场和目标差异较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巴拿马和秘鲁等中型经济体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十分积极，加勒比地区国家是小岛屿国家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对气候变化立场较为激进。但大型经济体对经济发展更为看重。现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曾对气候治理持消极态度，一度扬言要追随特朗普退出协定，阿根廷和以委内瑞拉为首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并率先采取减排行动。二是经济社会正面临不少挑战。包括政府更迭对政策延续性产生影响、政策实施效果不足等问题，加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拉美发展遭遇全方位冲击，经济、社会和政治风险加剧，也给地区国家气候治理带来影响。三是政治动荡影响相关政策实施。近年来，拉美国家左右博弈加剧。随着政治力量更迭加快，部分国家内外政策出现调整，能源政策也有所变化。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与前几届政府不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重视油气开发，前政府的能源改革被搁置。尽管一些国家作出碳中和承诺，但国内政局不稳，减排行动恐有心无力。

　　与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欧佩克等主要油气出口大国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更大，特别是国际能源低碳转型加速推进将严重威胁油气出口国的经济支柱，进而影响社会及国家安全。近年来，在全球减排大趋势下，许多产油国的立场也发生积极的变化，俄罗斯、沙特、阿联酋等率先提出碳中和目标。长期看，这些国家虽然也会积极推进能源结构转型，但近期不希望全球减排行动升温导致油气市场波动冲击本国经济。

　　（一）俄罗斯积极发掘传统能源潜力。俄罗斯经济对油气产业有着惯性依赖，长期以来对脱碳缺乏兴趣和内在动力。正如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马卡罗夫所言，“欧盟将绿色议程和脱碳视为机遇，而其在俄罗斯则被视为威胁”。近来受多重外界压力驱使，俄罗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出现一定的认知和政策转变。2021年7月，普京总统签署了俄罗斯首部气候领域的相关法律《2050年前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法》，提出2030年俄罗斯GDP碳强度要较2017年下降9%，2050年下降48%；2030年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1990年水平的2/3。10月6日，俄经济发展部提交了最新版《2050年前俄罗斯低碳发展战略》。苏联解体后俄经济严重衰退，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过去30年间减少近50%，未来十年即使增排也能轻松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因此，在绿色新政具体落实障碍重重、可再生能源竞争力有限的情况下，俄未来将着力发掘其化石能源、核能、水电及森林碳汇等优势项目的潜力。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各国同意“减少”而非“淘汰”煤电，为俄煤炭转型争取了时间，俄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增加煤炭产量，以满足亚太地区强烈需求。新出台的“2035年俄罗斯石油工业发展总体规划”“2035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发展总体规划”仍以扩大油气生产规模为前提。俄罗斯杜马能源委员会主席扎瓦尼指出，现阶段俄罗斯的主要任务是加速矿藏“货币化”，抓紧变现。

　　（二）中东产油国减排以油气稳产为前提。近来在气候变化对生存环境和经济命脉的双重冲击和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下，中东产油国对气候变化问题重视程度显著增强。阿联酋提出，到2030年其温室气体排放将相比依据2016年减少23.5%，205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减少70%。2021年3月，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宣布“绿色沙特倡议”和“绿色中东倡议”，提出要减少相当于全球总量4%的碳排放。伊拉克宣布将投资30亿美元，在2025年永久停止伴生天然气放燃。卡塔尔将国家石油公司名称从“卡塔尔石油”改成“卡塔尔能源”，以示向新能源和低碳化的转型。与此同时，中东产油国还加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力度。不过，中东产油国的气候政策是建立在减排与能源生产并行不悖的基础之上的，其诸多减排措施也基于油气产业优势，如发展绿氢和蓝氢、消除天然气放燃和在油气生产中部署CCUS（碳捕集、封存与利用）设施等。产油国希望在确保油气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推进低碳经济转型，实现双轮推进，一面推进油气增产，一面着手限制油气生产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卡塔尔大力宣传“绿色液化气”，沙特、阿联酋等国则推出了“低碳石油”的口号，强调其油气资源的碳排放强度低，有意将低碳作为其油气资源的新卖点。沙特还主张，不应该将温室气体减排同油气资源减产挂钩，油气行业处在更优先位置上，过于激进的碳中和政策不利于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实践中，中东产油国不仅没有像欧洲石油公司那样减少油气生产和投资，反而纷纷扩大石油特别是天然气的产量和投资。2021年，卡塔尔启动全球最大天然气田北方气田扩建计划，拟投资287.5亿美元，将该国液化天然气产能从每年7700万吨扩建至1.1亿吨。沙特2020年宣布将通过开发非伴生与非常规气田，在十年内将该国天然气产量扩充一倍。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等国也都有大规模的油气增产计划。

　　全球变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国际碳中和行动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未来也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由于牵涉国际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能源低碳转型又是一个长期、渐进和复杂的过程，各种阵痛和反弹将不可避免，全球碳中和愿景仍存较大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也令许多国家陷入碳中和焦虑，既担心成为碳中和之路上的落后者，也担心冒进引发的各种冲击。总体看，全球碳中和行动将面临政策与认知、技术和资源、资本和市场、政治和社会及国际合作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国际社会需求同存异，合力应对，积极缩小全球碳中和鸿沟。各经济体也要把握好节奏，处理好发展与环保及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

　　一是碳中和认知与政策目标差异。气候变化在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各经济体发展阶段和国情不同，全球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的共识更多体现在科学家层面，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发达国家有足够的资源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发展中国家的首要目标则是提振经济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仍保持正向关系，近期新冠疫情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难度。2021年5月18日，国际能源署发布题为《2050年净零排放：全球能源部门路线图》的报告后，欧佩克表示国际能源署的净零情景过于雄心勃勃，世界核协会与世界煤炭协会称该报告“非常不切实际”，国际天然气联盟警告说，该路线图可能对能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全球碳中和行动呈明显的非对称性，各国碳中和承诺预期存在较大差异，时间节点、概念表述和技术重点均有不同。欧盟在低碳发展方面一向积极主动，而美国受政党更替影响存在较大的波动和不连续性。小岛国集团为争取更多资金支持而态度积极，新兴经济体因经济持续增长对碳排放有刚性需求，也希望借助国际资金和技术实现低碳发展。但大多数承诺尚停留在政治目标层面，缺少法律手段、技术战略和政策路径等的有效支持，许多国家的目标落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只有欧盟、英国、德国、瑞典、丹麦和新西兰等少部分经济体将碳中和目标写入法律，发展中经济体大多仅作出目标年和目标范围的承诺。全球范围内，只有少数经济体提出了明确且更具雄心的中期目标，仅有法国、德国和日本等提出了较明确的分行业目标。

　　二是技术与经济挑战。目前化石能源几乎无所不在，如果没有颠覆性创新，清洁能源很难获得主导性优势，化石能源也很难较快退出历史舞台。低碳技术创新不仅是气候解决方案的关键，还是新一轮工业和科技革命的核心。但在技术层面，能源转型不符合“摩尔定律”，特别是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无法取得与信息技术等同样的指数级进步。国际能源署评估认为，到2070年有35%的减排量所依靠的技术目前仍处于原型或示范阶段，有40%的技术尚未被开发出来，商业汽车运输、海洋和航空运输、冶金、水泥生产和其他能源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突破性减排技术均不成熟。过去十年，CCUS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部署，但要实现联合国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到2070年需要实现56亿吨的年捕集量，需在现有水平上扩大100多倍。

　　资金不足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低碳转型的主要障碍。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估算，要实现《巴黎协定》关于全球升温低于2°C目标，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年均投资必须从现在的3000亿美元增加到约8000亿美元。国际能源署估计，向低碳经济转型需要每年向新能源部门新增大约3.5万亿美元投资，才能实现在未来30年内完成向低碳社会转型的目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指出，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危机，全球在2050年前对自然界的投资总额需8.1万亿美元，每年投资额需5360亿美元，而目前全球每年相关投资额仅为1330亿美元。与此同时，能源与经济快速转型将带来巨量的化石能源等资产搁浅。花旗集团2015年预测，如果巴黎气候大会成功敦促世界各国达成约束性承诺，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20C以内，将有100万亿美元的化石能源资产搁浅。电力、钢铁、水泥等高排放行业是重资本行业，要完全淘汰这些固定资本将产生巨大的沉没成本。

　　三是国内政治和社会挑战。全面脱碳是一项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工程，势必面临巨大的政治和社会挑战。在许多政府看来，宣布碳中和目标仅仅是为回应国内社会和国际关切而采取的公关行动，真正的落实工作远不到位。激进的减排政策往往欲速则不达，2018年底法国因拟征收燃油税引发“黄马甲”运动，最终政府不得不叫停。德国过去十年里从核能和煤电转向可再生能源付出了电价急升等代价。美国能源转型也面临利益相关者的反对，如部分西部地区对风电项目的抗议，拜登气候政策在新墨西哥州等遇到抵制等。日本前首相菅义伟承诺到2030年在2013年的基础上削减46%削减碳排放量，引发了官僚机构的恐慌和相关专家对其可信度和可行性表示质疑，有分析指出新的目标将抵消预期生活水平的提高，重创日本经济。在印度，仅两大煤炭公司就涉及约900万人的生活，印政府煤炭相关税收达2920亿卢比，净零排放目标被认为不切实际，受到多方批评。

　　四是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与地缘挑战。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也将伴随着新一轮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一是标准与规则之争。各国虽纷纷进入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快车道，但国际社会对新兴绿色低碳产业的行业认定、标准制定、规则约定、市场准入门槛等都缺乏共识。二是技术之争。未来全球将进入能源、交通、建筑等领域技术的变革时代，碳中和目标引领各国新一代技术的研发竞争。三是经贸之争。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碳排放的区域转移问题，当前国际社会关于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责任问题，存在“生产者负责原则”和“消费者负责原则”之争。欧盟积极推动“碳边境调节机制”，恐引发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四是绿色金融之争。未来国际资本投向偏好将倾向于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等领域。截至2021年4月末，已有来自37个国家的118家金融机构采用了“赤道原则”，全球符合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标准的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达到1.2万亿美元。

　　国际社会在追求气候中立目标的同时，也应积极争取气候政治中立，失去政治中立的气候中立将极大妨碍全球碳中和行动的顺利推进。然而，当今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倾向日趋明显，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政治博弈的新工具。2021年12月13日，俄罗斯动用否决权，正式否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项气候决议。该决议由尼日尔和爱尔兰提出，旨在把气候变化和全球安全正式联系起来，将气候变化视为全球安全威胁。俄方认为，决议将“一个科学和经济问题变成一个政治化的问题”，将安理会的注意力从冲突的真正根源上转移开，为安理会干涉地球上任何国家提供借口。普京称，气候议程及向碳中和过渡“不应成为不公平竞争工具”。拉夫罗夫指出，“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要团结国际社会而不是将其分裂”。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主席扎瓦尼表示，“重要的是，引入边境碳税不会成为保护主义和歧视的工具，气候话题不会被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