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雨澤，部電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產業經濟研究部副主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博士，研究領域涉及宏觀經濟與新經濟、行業發展和市場競爭、公司戰略等。曾擔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研究生和MBA多門課程的助教，組織和參與項目40余項，在《經濟研究》、《經濟學季刊》、《人民郵電》報、《電信軟科學》等國內外權威期刊報紙發表學術論文近40篇，并為《經濟研究》、《經濟學季刊》、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TIBR）、Th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AIB）等國內外雜志的審稿人。

　　記者：據我所知，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實施了號碼可攜政策，您對此政策有何評價？

　　羅雨澤：截至去年年底，大約有55個國家和地區實施了號碼可攜政策，其中包括我們比較關注的美、英、法、德、日、韓等幾個國家。號碼可攜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必然趨勢，因為如果實施得當，它對多方都會帶來收益，比如對消費者，可以降低選擇成本和使用成本，可以享受到更為多樣化、更高品質的服務；對國家和社會，可以有效利用號碼資源，減輕由于閑置號碼重新啟用帶來的混亂，可以促進電信行業更快的發展和更廣的覆蓋；對運營商，可以迫使其提升運營效率，提高競爭力，在全球化趨勢下，這一點尤其重要。

　　記者：您認為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國家選擇攜號轉網政策？

　　羅雨澤：很多人認為號碼可攜是調整競爭格局的一種手段，我更傾向于它是調節競爭程度的一種手段，并且威懾作用要大于顯示作用。號碼可攜政策實施后，短期內可能會帶來存量用戶的較大調整，但長期會趨于穩定狀態，比如號碼可攜政策實施后變化較大的韓國、日本以及芬蘭也都逐漸穩定下來了。

　　記者：您在評價號碼可攜時用了兩個強調，個是“如果實施得當”，第二個是“在全球化趨勢下”，您能否對強調的這兩個前提解釋一下？

　　羅雨澤：可以，為什么要說如果實施得當呢？影響號碼可攜效果的因素較多，比如資費水平、網絡規模、業務類型、服務質量、終端種類、消費者偏好等，不同情況組合，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實施效果更多的是一個量和度的概念。不妨舉一個例子，我們知道實施號碼可攜政策的主要初衷之一是增加消費者選擇權，如果主導運營商資費水平較高，但網絡優勢和服務質量均很突出，那么其綜合優勢絕對領先，在消費者對各運營商提供的服務類型又不存在顯著偏好的情況下，號碼可攜政策實施的結果很可能是：部分消費者選擇權得以行使，但卻以犧牲絕大多數用戶的長期選擇權為代價，因為非主導運營商因用戶流失會陷入經營困境，喪失長期競爭的資格。

　　對于第二個強調前提，我們認為號碼可攜給運營商尤其是主導運營商帶來的利益主要體現在這一點。號碼可攜降低了消費者選擇成本，也即意味著運營商對自己用戶的控制力和壟斷力變弱了，市場競爭加劇，價格競爭和服務類型及質量競爭都會影響到主導運營商的利潤，在國家區域市場分割比較嚴重的情況下，競爭加劇帶來的效率提升正效應可能很難折抵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應。但在全球化趨勢下就不同了，開放是長期趨勢，我們看到世界服務貿易正在快速增長，運營商面臨的來自國際競爭方面的壓力會與日俱增，國際競爭比拼的是效率。號碼可攜政策的實施可以幫助提升運營商競爭意識，克服創新惰性，為運營商練兵強身提供一次難得的機遇，只有效率提升了，在國際競爭中站穩了腳跟，企業才能在國際化背景下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記者：您在提到號碼可攜時，說它是一種“必然”趨勢，那您如何評價政府干預？因為據我所知，大多數國家的號碼可攜都是在政府強制干預下實施的。

　　羅雨澤：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我們之所以稱之為“必然”有兩層含義，層含義是，通常情況下號碼可攜總體來看利大于弊，站在國家的角度來講，是一種“必選項”；第二層含義從競爭的角度來講，我們不妨舉一個比較理想化的例子，在競爭高度化之后，運營商之間會變得勢均力敵，消費者會處在選A、選B為無明顯差異狀態，如果有一家運營商把無障礙轉化為一種承諾，就可以打消消費者選擇顧慮，它將會在競爭中搶得先機，其他運營商就會被迫跟隨，這等同于一個囚徒困境博弈，通過市場的方式同樣會實現“號碼可攜”的狀態。雖然終會實現這一結果，但這個時間會很長，中間也可能夾雜著很多風險（比如非主導運營商被提前驅逐出市場），所以需要政府提前強制干預。

　　記者：工業和信息化部于去年6月份下發了《天津、海南移動用戶號碼網間攜帶試驗總體方案》，擬在試點成功后，向全國推廣，您如何評價我國號碼可攜政策的實施？

　　羅雨澤：我國號碼可攜政策在電信運營商重組及3G發牌之后實施，可以說把握的時機不錯。電信重組之后，運營商競爭力相對均衡，3G發牌給予了非主導運營商更多的競爭機會和權利，弱化了號碼可攜政策實施后出現一邊倒的可能性。對于我國先設試點再在全國范圍內鋪開實施，我個人也是比較贊同的。因為我國實施號碼可攜政策所面臨的情況可以說是為復雜的，既要考慮到打造市場有效競爭格局，又要考慮到自主創新技術的長期發展；既要考慮到消費者福利水平的提升，又要考慮到提升我國企業的長期競爭力；既要考慮到2G競爭的均衡化及對弱勢3G標準的扶持，又要考慮到2G向3G的過渡速度。在如此情況下，不經試點就大范圍內鋪開，無疑非常冒險。通過針對不同實施方案設置海南和天津兩個試點，摸清可能出現的問題及困難，提前思考處理方案和對策，對確保全國范圍內號碼可攜政策實施的成功具有重要意義。

　　記者：那您覺得政府該如何判斷試點是否獲得成功？

　　羅雨澤：（笑）試點無論結果如何都是成功的，如果成功了并得以推廣，那就獲得預期效果；如果失敗了，說明先設置試點是對的。不過從終目標來講，我們希望號碼可攜經過試點后能在全國得到推廣，我們認為除競爭力增強之外若能實現三個目標，將是非常理想化的成功：，市場格局有趨好的傾向，這個需要解釋一下，不是說主導運營商市場份額降低了，非主導運營商市場份額上升了才算是趨好，而是說試點地區實施后和歷史相比以及和未實施地區相比，如果有相對改善的趨勢，也算是趨好。比如主導運營商市場份額與歷史相比或與其他地區相比相對增加得慢了，也算是趨好。第二，TD用戶的發展出現相對較快的增長。第三，2G向3G保持較快的過渡速度，后兩點也需要同其他地區比較來看。

　　記者：您對號碼可攜試點的實施以及在全國范圍內順利推廣有何建議？

　　羅雨澤：首先，對于號碼可攜政策，涉及的因素較多，各家運營商情況不同，需要做的準備工作也不同，并且在一些環節（比如聯網聯合測試）需要不同運營商之間合作，監管部門應加強監督協調，確保號碼可攜準備進度的一致性。

　　其次，由于在實施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TD用戶的界定，試驗點號碼攜帶后漫游問題的解決，以及號碼攜帶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其他問題（比如攜帶前欠費處理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是一方的事情，應確保政府、運營商、研究機構、消費者綜合協調解決機制的建立和有序運作。

　　再次，號碼可攜牽涉多方利益，影響面較廣，在準備及過渡時期，應注意做好配套監管，防范損害號碼可攜積極效果行為的發生（如運營商通過期限合約使用戶享受的待遇和在網時間掛鉤），此外，還要防范借號碼可攜之名，進行惡意營銷，破壞競爭的公平性。

　　建議建立有效的試商用實施效果評價機制，及早研究和準備全國推廣方案，以便在試商用階段結束之后，迅速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后希望號碼可攜試點能夠獲得成功，我國的號碼可攜政策能夠收到預期效果。